我国的朝鲜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东北部与朝鲜接壤的地带。自韩战以来，朝鲜在我国东北地区秘密开展了活动，旨在为居住在此地的朝鲜族同胞灌输“祖国情怀”与“领袖崇拜”，强调他们的祖国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其领袖则是金日成将军。然而，在那个时期，我国的大多数朝鲜族同胞并未因此动摇。
迈入1959年，我国步入三年艰难时期，朝鲜则趁机伸出橄榄枝，以诸多优渥的条件和待遇，激励我朝鲜族同胞中的大学毕业生及各类专业人士返回祖国，投身于他们的“千里马”计划。同时，在边境线上设立了接待站点，热情欢迎归国者。
坐落在中朝边境的长白山天池与白头峰，自古以来便是我国的神圣疆域。天池坐落于长白山之巅，由火山喷发形成的九座山峰环绕而成，其中最高者为白头峰。历史上的中朝国界线从分水岭东下延伸二十公里，南北划界。即便在日占朝鲜时期，天池依然属于中国领土；朝鲜建国之际，对此亦予以认可。在中朝关系亲密的时期，朝鲜方面派遣代表来华，提出将天池分割一部分的要求，声称天池是伟大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够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情感。我国方面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让步，将天池的一半（一说为53%）以及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一并割让。朝鲜方面接收后仅隔一日，白头峰便更名为“将军峰”。
昔日，丹东被誉为全国知名的轻工业重镇。辽宁全省的蚕丝产量中，有高达70%源自丹东。照相机、电冰箱、轴承等产品的生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仅无线电工厂便有十八家之多。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席卷而来，丹东的企业未能及时适应这一转型潮流，自此陷入了长期的困境。
2002年，曙光曾在一瞬之间破晓。当年9月，朝鲜成立了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中国商人杨斌因得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青睐，被任命为行政长官。然而，两个月后，杨斌便因涉嫌非法使用农地等罪名被捕。自那以后，新义州的开发进程便陷入了停滞，至今未能有所进展。
毗邻一个封闭的国度，机遇往往显得尤为稀缺。
1964年，中朝两国顺利地完成了边界线的划分事宜。根据相关协议，鸭绿江流域的74个小岛中，有72个归属朝鲜。然而，令王景昌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丹东地区居民偶尔不慎游至岛上，便会被误认为是越境行为而被拘捕，直至公安部门介入处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鸭绿江上崛起了一座座水电站，皆由中国出资并承建。朝鲜方面则期待着分得其中一半的份额。若按人均计算，电力分配上，朝鲜仍占据着优势。王景昌如此述说。
自朝鲜核问题浮出水面以来，该国愈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王敏偶尔能听到对岸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那或许意味着国家又有了新的喜讯，比如得到了一块豆腐。
贫困之痛，深植朝鲜的土地。在启程赴外之际，王敏总会对团员们叮嘱，务必避免触及此类话题。至于涉及朝鲜国家领导人的讨论，亦请三缄其口，切勿提问。
即便在丹东，这些话题亦显得格外敏感。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时，王敏表达了希望保持匿名的意愿。众多从事边境贸易的商人也纷纷婉拒了采访的请求，他们的理由出奇地一致——毕竟未来还需与朝鲜开展商业往来。
丹东地处相邻，其居民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鲜文化的深刻影响。
五月底，渔民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自6月1日起，将禁止在临近中朝边界的海域进行捕鱼活动，这一决定比往年的时间提前了整整15天。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部分市民对鸭绿江可能受到核污染的担忧与日俱增，他们开始纷纷效仿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后的情景，纷纷涌向超市抢购饮用水。
然而，对于丹东市民来说，这几乎微不足道，对他们而言，“至少核试验并未触及我们生活的层面，大家仍旧各自过着平凡的生活。”刘庆如是说。
随着夜色渐浓，鸭绿江畔人声鼎沸，灯火璀璨，而与之相对的新义州却沉浸在一片漆黑与寂静之中。在这片暗夜中，唯一能捕捉到的一丝光亮，王敏指出，那是金日成广场的所在地。
随后，朝鲜方面愈发无理取闹，指令其驻华大使馆向我方递交照会，声称“严正声明”：黑龙江省的部分地区、吉林省的大部分以及辽宁省的部分区域，在历史上均属高丽帝国的疆域，后被我国历代王朝所吞并。如今我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将这些领土归还。陈外长在接到照会后，立刻将此事呈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随即指示吉林省社科院迅速对中朝两国历史上的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结果上报国务院。经过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然是这些领土与高丽帝国无关，属于我国领土。然而，当我方将这一结论告知朝方，并拒绝他们无理的要求后，他们竟然恼羞成怒，立刻前往苏联，表示将坚定地站在苏共一边。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震惊了全世界。金日成在震惊之余，心中充满了恐慌，他无法揣摩毛泽东心中所思，只能瞪大眼睛，凝神观望。突然间，红卫兵运动兴起，他们四处张贴大字报，声称要逮捕走资派的代表金日成。金日成听闻此言，怒火中烧，胆气更壮，立刻下令摧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所有烈士的纪念碑一一捣毁。
与此同时，鸭绿江上上演了一场“驱水战”。北韩士兵在江心地带构筑起一道大坝，意图将水流导向西岸，却导致中国一侧遭受水灾之苦。我国民众则纷纷挂起高音喇叭，对金日成进行指责，称其为“朝修”。在这一边，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发出谩骂之声，而官方媒体却始终保持缄默。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仿佛一触即发，随时可能爆发一场激烈的骂战。
随后，金日成察觉文革的混乱局面在他手中得以掌控，便特地前来中国访问，亲自向中方表达歉意，坦承过往的错误，并承诺将重新修复志愿军烈士陵园。毛泽东也向金日成表示，友谊乃首要，误会则是次要的。在此共识下，两国关系得以再次“冰释前嫌”，恢复友好。
文/革期间，中朝关系陷入低谷，丹东成为两国争执的前沿阵地。
5月25日的午后，28岁的导游王敏（化名）接到了来自丹东边防站的丈夫打来的电话：“亲爱的，端午节我恐怕无法陪伴在你身边了，朝鲜再次进行了核试验，全团的人员均被要求不得休息。”王敏的心顿时紧缩至喉头。
朝鲜的核试验，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一个可供评论的国际性事件，但对于丹东的居民而言，它更显得像是发生在身边的本地新闻。
王敏心头既担忧丈夫的安全，亦忧虑自己的生计。自核试验以来，前往朝鲜的游客数量显著下滑。
82岁高龄的王万经显得并不紧张。这位曾参与朝鲜战争的老兵，对于鸭绿江彼岸的国度，怀揣着更为丰富的情感。
甜蜜时光
1951年2月的一个凛冽寒夜，24岁的华东第三野战团汽车二团战士王万经，踏上了丹东北端一座晃动的浮桥，勇渡鸭绿江。那时，那场关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战，已激战半年有余。
短暂逗留于丹东之际，他目睹了街头景色的凄凉。“那时的鸭绿江畔，尚未如现今般高楼耸立，而是布满了破旧的茅草屋与瓦顶房舍”。与丹东隔江相望的朝鲜第二大城新义州，早已被“联合国军”摧毁殆尽，化为一片废墟。
在朝鲜的岁月里，王万经度过了长达五年的半载时光，其中四年时光，他静守于一个名为梧山里的地方。即便时至今日，提及往昔，他的记忆依旧温暖如初。“阿爸吉奔赴前线作战，我和阿妈妮相依为命。每当看到阿妈妮，我便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王万经感慨道，阿妈妮视他们如同己出。“在佳节良辰，阿妈妮总会精心制作糯米打糕来款待我们。然而，军队规定不得食用朝鲜民众的物资，但阿妈妮却说，不吃便是轻视我。直至上级下令，我们方才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坦然享用。”
1954年元旦之际，战火已逐渐平息。为加速丹东电力供应的恢复，年仅18岁的丹东市电业局职工王景昌，与数名同事一同被派遣至新义州的水丰发电站，肩负起架设电线至丹东的重任。
自那之后，鸭绿江的波涛依旧，其上的水电站亦由两国共享。正午时分，朝鲜的工作人员热情款待了这批外籍友人，设下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王景昌回忆道：“有鸡蛋、鸡汤、大米饭，每一道菜都盛放在铜碗中。”菜肴丰盛得他们几乎无法尽享，于是便将这些美食分送给朝鲜的民众。民众们对这份慷慨的馈赠感激不已，不断向他们鞠躬致谢。
这份优待超出了王景昌的预期。在伪满洲国时期，王景昌的父亲日日劳作于新义州，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那个时代，日本人是第一等级的国民，朝鲜人则是第二等级，而中国人则被划为第三等级。那时的丹东尚被称为安东，不过是一个位于清朝末期边缘的小镇。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纷纷涌入东北地区，安东由此变成了日本侵华的前哨阵地。到了1965年，安东更名为丹东，象征着红色东方之城。
1956年，王万经士兵退伍后选择留在了丹东，并在此地的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与母亲失去了联络，他却始终保持着对朝鲜的深厚情感。每当有关朝鲜的新闻传来，他都会格外关注，“那段时间，金日成突然销声匿迹，我不禁好奇，金日成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丹东，中年人对朝鲜的情感显得颇为复杂。这不仅源于他们在小学历史课本中的学习，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他们常能深切体会到阿妈妮的关怀与疼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士回忆道，在他七八岁那年的夏日，他与一群小伙伴在鸭绿江畅游。当时，他的母亲，一位被称为“阿妈妮”的妇女，正在江中辛勤地淘沙。孩子们可以随意攀上她的船只嬉戏。离别之际，阿妈妮总是不吝地送给他们一些鲜美的蚬子。“她们的男人和儿子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见到我们这些孩子，她们总是特别欢喜。”他感慨地说。
那是美好时光。
向左走，向右走
位于丹东虎山长城，有一处被称为“一步跨”的地带，寓意着鸭绿江在此处最狭窄处仅宽及一步之遥。
环顾四周，我国这边并未发现任何铁丝网或士兵的身影，反观对岸，铁丝网绵延不绝，每隔百米便设有一座岗哨，哨兵们手持武器，全副武装。
在“文革”那段动荡时期，中朝之间的邦交一度陷入低谷。丹东不仅切断了与朝鲜的所有联系，更成为双方角力的焦点区域。
王景昌，那位曾赴朝鲜架设电线的工人，回忆起那段时光，他清晰地记得，白日里，鸭绿江两岸的高音喇叭声此起彼伏，双方互相对骂，指责对方“变修”。而到了夜晚，他便会加入单位的工宣队，前往江边巡逻，以防止对岸有人企图偷渡而来。
粮食短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丹东与朝鲜同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在当地，分配制度使得每个人每月仅能领到半斤猪油、三两豆油以及29斤大米。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丹东的生活质量仍较朝鲜为佳。
横亘在丹东对岸的新义州，长久以来一直面临着粮食供应的严峻挑战。
直至1981年，中朝之间的贸易关系得以恢复，新义州的粮食短缺问题才得以缓解。当时，新义州通过以大米交换丹东的玉米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而朝鲜边防士兵向渡江的中国游客索要香烟和糖果的情景也屡见不鲜。
1992年，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王万经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彼时，丹东市民早已超越了姓“资”姓“社”以及敌我矛盾的意识形态束缚，追求财富成为了他们最强烈的愿望。
在丹东，个体经营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3岁的刘庆，当时身为丹东化学厂劳服公司的职员，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投身于水果摊的生意。经过十数年的辛勤耕耘，她如今已成为资产超过5亿的边境贸易商人。然而，朝鲜依然将个体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坚守着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地区更是实行公社制度，农民下地劳作时，还需手持一面小红旗。
三十载春秋，丹东的摩天大楼一座座矗立，而王万经眼中，对面仅多了两层矮小之楼。那位他曾经伸出援手的兄弟，如今生活得如此困顿与封闭，令他心中滋味难言。2002年，他赴新义州旅行，受限颇多，两名朝鲜导游相伴左右，参观地点均由指定，与当地民众无缘接触。归途之前，他们被引导至一所幼儿园观看孩子们的表演。表演结束后，他们向孩子们赠送了铅笔，孩子们则鞠躬以示感激。
王言，他与伴侣现居于超过百平米的商品房之中，相较之下，在朝鲜，此等待遇似乎仅限于将军之流。
朝鲜地狭人稠，赖以生存的粮食几乎全部仰赖土地，凡是有土壤可耕之地，均已悉数开垦。然而，一旦遭遇洪水肆虐，便不免导致收成尽失，颗粒无收。
1995年，鸭绿江水位骤涨，丹东地区虽然设有防洪坝，形势相对稳定，然而新义州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因缺乏堤坝防护，水面上仅能勉强辨认出几处树冠的轮廓。”王敏回忆道。
新义州防洪坝尚未建成。
身为导游，王敏频繁穿梭于中朝两地。在每一次的行程中，她总会提醒游客携带一些食物，以便在告别时，可以赠予朝鲜的同行导游或是宾馆的员工。
钢丝上的来往
在丹东商界人士看来，朝鲜商社社长屡次涉入骗钱丑闻，使得朝鲜人的形象遭受重创，跌落至谷底。
在朝鲜，所有商社均隶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然而，即便如此，赖账等行为，尽管带有“市场经济”的风险特性，依然时有发生。
自1996年以来，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其中丹东作为对朝贸易的主要口岸，其市场份额高达七成。王景昌的弟媳当时从事的是与朝鲜的粮食交易，曾有一次，粮食顺利送达朝鲜，但随之而来的七八十万元的欠款至今尚未追讨回来。
王万经之子遭遇的诈骗金额更为巨大，恐高达数百万之巨。
鉴于诸多前车之鉴，2004年，刘庆在初次尝试无烟煤领域时，如同走钢丝般，战战兢兢，极尽小心谨慎。
起初，她的朝鲜贸易模式纯属现金交易，一手交货，一手付钱。
经过一年的相互磨合，彼此间的信任逐渐加深，她这才作出决定，先行支付美金或人民币，随后再运送煤炭。
“不过是写张借条罢了，我不懂得签署正式合同，即便签了，也未必能获得保障。”刘庆如此感慨。然而，即便如此，疏漏还是时有发生。回想起2007年，一位社长借去了她的五百万元，此后便音讯全无。刘庆只得求助朋友，通过各种关系寻求他的上司，上司最终迫使他归还了这笔款项。直至去年，刘庆才终于将债务还清，没有退路可言。
历经磨难，刘庆于新义州设立了办事处，委托朝鲜华侨负责对当地商社的规模、信誉以及社长的人格特质进行细致考察。然而，刘庆始终坚信，只要以诚信为本，大多数人依旧怀揣善良之心。
了解到对方的财力有限，刘庆每次赴朝鲜与社长会面时，都会在丹东选购一些酒水、猪头肉和烤鸡作为礼物，邀请对方共享美食。在金日成诞辰之际，刘庆还会送上花篮、现金、方便面以及苹果等礼物。“这些对他们而言实属稀缺，而我这边利润更为丰厚，为何不稍微回馈他们一些实惠呢？”刘庆表示，朝鲜不仅是她的商业伙伴，更是一个需要她关照的脆弱国家。
近些年，中朝边境的往来愈发频繁，朝鲜商人和华侨的身影日益增多，丹东地区拥有各类身份的朝鲜人已逾万人。在当地，不少大型商店和餐馆都醒目地悬挂着朝鲜文标识，以此吸引朝鲜消费者。正如刘庆所言：“在朝鲜，即便腰包鼓鼓，也未必能购得所需之物。”
朝鲜社长的“神秘失踪”虽令人头疼，然相较之下，更令丹东商人焦心的是朝鲜频繁采取闭关政策。以2006年的核试验为例，朝鲜便闭关了长达七天之久。
朝旅游活动频繁遇闭。王敏感叹：“说不定哪天就会接到旅游中断的通知。”屡次受挫，她也逐渐变得谨慎。“报名时我们会提前告知，若因政治因素导致团组暂停，责任由我们方不承担。”
核试验后，朝鲜未闭关。
刘庆坦言，她难以确切预知下一次闭关的时日，唯有顺其自然。然而，她内心深处明白，闭关不过是短暂的插曲。朝鲜对于丹东的依赖不可小觑。该国亟需与中国携手合作，资金需求尤为迫切。据统计，朝鲜的粮食供应中有三成来自我国的援助，而边境贸易中，有六成商品源自我国。
丹东与朝鲜的关系同样密不可分。“丹东的朝贸税收至少占到了丹东总税收的20%-30%。”刘庆如此表示。这个相对封闭的邻邦，其资源宛如一座待开发的金矿，蕴藏着无尽的宝藏。“朝鲜的无烟煤储量，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至少可以持续二十年。”刘庆补充道，若朝鲜能进一步放宽政策，那将更加理想。
开放的猜想
接受采访的丹东市民纷纷不约而同地发出一致的感慨：若丹东之对面非朝鲜而是韩国，这座城市的发展无疑将远超今日。朝鲜的封闭性使得丹东沦为了一片边缘地带。鉴于对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担忧，众多大型企业对在丹东投资持谨慎态度。“战争之事，您也深知，一旦爆发，企业难免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刘庆如此阐述。
确实，丹东相较于新义州在经济上更为宽裕，但在辽宁省内，丹东却以贫困著称。据2008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在辽宁省的14个地级市中，丹东仅位列第十，在全国的排名更是跌至第180名开外。追溯至197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城市50强榜单中，丹东尚能位居第4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