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祖父许德珩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上发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在文中，他言辞恳切地写道：“当今之中国青年，理应且业已迈过五四运动一大步。我们不应盲目追逐时代，以免沦为时代的弃儿，而应主动引领时代，塑造时代。唯有如此，今日纪念五四，方能具有深刻的意义。”回顾往昔，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爱国青年毅然挺身而出，勇敢地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高扬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旗帜，勇立思想解放的潮头。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楷模，而我的祖父许德珩亦位列其中。
01、参与五四，结果不满
1915年的暑假，祖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专攻英文学科。然而，次年三月，曾祖父不幸因病离世。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给祖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还让他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面对学业中断的困境，蔡元培校长慷慨伸出援手，安排祖父一份课余工作——翻译《蒙古史》，每月为他提供十块大洋的收入。正是这笔微薄的收入，让祖父得以继续他的学业。以当年的物价水平来看，这十块大洋对于出身豪富的同学来说，不过是一日之耗，但对于祖父而言，却是维持生计的“救命钱”。在那段日子里，祖父常在校园门外简陋的饭铺与工人们共进最廉价的火烧和素面，每月再从收入中省出五块大洋寄回给曾祖母。在这样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中，祖父迎来了五四运动的浪潮。
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然闪烁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为第二天的游行还在忙碌准备。为了书写标语，他把自己仅有的一条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每当祖父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仅有那条床单，睡觉时只得一半铺地，一半覆盖身体。然而，为了拯救国家，我可以舍弃一切。”
5月4日午后，北京市的众多高校及中学学子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一场盛大的集会上，他们宣读了由祖父代笔拟就的《北京学生天安门集会宣言》。该宣言向全体国民发出强烈呼声：若山东沦陷，则国将不保！我们这些生于这片广袤土地、拥有壮丽山河的同胞，面对这种暴行，难道可以袖手旁观，任由侵略者欺凌、压迫、奴役我们，而无所作为，不发出哪怕万死一生的呼救之声吗？
集会结束后，学生们整齐地排列成队，前往东交民巷，意图向外国驻华使馆呈递《陈词》。然而，他们却被军警拦在了使馆区之外。尽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协商，依然未能如愿踏入。无奈之下，同学们共同推举祖父及另外三名学生担任代表，前往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面对中国人无法踏入自己国土的残酷现实，同学们义愤难平。经过一番商讨，众人一致决定前往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府上，向他讨一个公道。
踏入曹宅，只见大门紧闭，一群同学便机智地攀爬人梯，翻窗而入。门扉一旦被打开，众人如同潮水般涌入。面对曹宅那奢华至极的陈设，大家心中愤怒难平。有人甚至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瞬间被熊熊烈火吞噬。不久，大批军警如潮水般涌至，同学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纷纷选择撤离。祖父招呼大家集合，排队有序离开，以免军警有所借口。然而，现场秩序一片混乱，鲜有人听从他的安排。祖父与几位落单的同学最终被军警逮捕。他们将祖父与易克嶷分别绑在独轮手推车的两侧，推至京师警察厅进行关押。这是祖父生平第一次遭遇此类“待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幽默地调侃道：“这情景，就像我们家乡的农民把自家养的猪拉到市场上售卖一样。”当时，祖父他们确信自己可能面临枪毙的命运，于是互相鼓励：“二十年后，我们定当再次成为英雄。”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其深远影响无可估量。然而，祖父对五四运动的结果却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一封信中向曾琦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此次运动，正值良机，事业亦恰逢其时，却未从根本入手，以致在社会上留下深刻印象，心中颇为遗憾。深知个人学识尚浅，修养亦待提高，今后必将全力以赴，从这一领域入手。
1920年2月15日，我的祖父踏上了法国邮船“博尔多斯号”的甲板，就此开启了他的勤工俭学之旅，迈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广阔道路。
祖父曾向我提起，在五四运动那个年代，他担任编辑的《国民》杂志曾连载发表了李泽彰同学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胡适先生在阅读杂志后，曾对李泽彰说：“你即将毕业，翻译《共产党宣言》，你打算今后是否还会继续从事工作？”李泽彰在听到这话后，立刻停止了连载。1957年夏末的一个黄昏，我们全家围坐在院子里纳凉，祖父再次提起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往事。这次，姑父邓稼先好奇地问祖父：“在蔡校长的帮助下，你历经艰辛才得以继续在北大学习，毕业仅剩两个月，你当时这样做，难道真的不考虑自己的未来？”祖父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2、与孙中山、陈独秀起冲突
祖父常常提起，孙中山先生与蔡元培先生，他深感敬佩。在他交往过的历史人物中，孙先生堪称始终奋进的楷模；若无蔡先生在北大施行“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五四运动的兴起恐怕难以想象。他们二人堪称青年的楷模。祖父对孙先生充满敬仰，却并非盲目崇拜，他敢于在孙先生面前提出不同的观点。
1919年8月，他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孙先生的上海寓所拜访，不想门卫对他们说：“总统今天不会客。”祖父就对门卫说：“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而不是来求见总统的。”孙先生接见了他们，在客厅落座后，孙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同时认为武装斗争是必要的，并表示愿意向学生们提供500支枪，把学生们武装起来。听孙先生如是说罢，祖父大胆地顶撞了孙先生。他说：“五四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在于全国各阶层民众被学生们的行动所动员。而辛亥革命与护法运动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过分依赖武装斗争，未能充分动员民众。”孙先生耐心地听取了祖父的直率言论，并表示愿意与学生携手合作，共同推翻北洋政府。通过这次交谈，祖父对孙先生的敬意更深了。在随后的集会上，有学生直接批评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不够彻底，孙先生却予以热烈的掌声，并诚恳地表示：“若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加入，我所领导的革命必定能够取得成功。”
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被祖父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祖父曾经回忆说，他与陈先生之间发生过一场误会。那是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先生与李大钊先生来校执教。陈独秀先生担任文学院长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并总是让别人代为签到后感到十分气愤，决定给予“严惩”。但是，他把应该受到处分的人误记成祖父、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个人。祖父告诉我说：他这个穷学生，每天的课余时间不是花在教室看书就是去图书馆看书，因为那里有炭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他怎么会旷课呢？所以，当有同学到图书馆告诉他“学校的布告栏上有处分你的牌子”时，祖父虽不相信是真的，但还是跑到布告栏前去看个究竟。看到处分三人的告示后，祖父愁眉不展，俞平伯、杨振声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祖父按捺不住，冲上去把写有他名字的处分告示牌从布告栏上面摘下来摔到地上，把牌子摔坏了。陈先生听说处分牌被学生摘下来摔了，以为有人要阻碍他整顿纪律，遂命人再挂一块处分牌。祖父听说后又跑到布告栏前，再次把牌子摘下来摔在地上。他气愤地说：“陈独秀，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拼命！”陈独秀不甘示弱，让人第三次挂上告示。按照北大校规，连续三次受处分的学生将被开除。此事件上报蔡校长，他对陈独秀说：“这名学生敢于两次摔坏处分牌，必有原因，我们先调查清楚再处分。”经查，祖父等三人实属无辜，陈独秀随即撤销了处分。此后，据说陈独秀与祖父，这对性格刚烈的师生，均从事件及蔡校长的处理中得到了启发，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举办集会，欢送祖父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和李大钊亲临并发表讲话，对五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03、以劳动者教育为终身志业。
祖父对教育事业怀有深深的热爱。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登记表》时，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中留下了“劳动者教育”的字样；而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他选择了“教书”这一职业。他常常言道：“教书育人，二者不可偏废。”祖父毕生最卓越的成就，便在于他的育人之道，他总是凭借自身的气质与精神，深刻地影响和启迪着青年一代。
1927年1月，经蔡元培先生推荐，祖父结束了七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他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将我祖父的课程安排在大礼堂讲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与祖父都是留法时期的学友，他闻知祖父在中山大学任教，遂请我祖父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在上海、广州发生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政变之后，祖父经香港来到武汉，继续利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武汉第四中山大学的讲台传播社会主义。施复亮和夫人钟复光是祖父、祖母的挚友，更是我家的常客。施奶奶当年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我曾多次听她讲述她们女生队学员听我祖父讲课时的情形。她说：“在操场上，你公公站在桌子上，以激昂的声音向我们传授新社会理论，同学们无不沉浸在他富有感染力的讲授中。”
1931年伊始，祖父受聘于北京大学授课。随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频繁往返于北平各所高等学府，宣扬抗日救国的理念，却因此屡遭拘捕。幸得宋庆龄、蔡元培等诸位先生竭力相救，方才重获自由。
段君毅爷爷曾多次向我提起，当年我们最倾心聆听的，便是你爷爷的演讲。他言辞犀利，敢于直言，每一次的演讲总能一针见血地揭示时代弊病，为青年们指明前进的道路。“一二·九”运动期间，当爱国青年们目睹祖父与祖母加入游行队伍，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力量。祖父与同学们并肩，面对军警的刀剑与高压水枪，依然昂首阔步，每个人的棉衣上都凝结了一层冰霜。
记得祖父去世前的那个春节，朱穆之、刘导生、顾大椿三位，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36位同学，将祝贺祖父百岁寿诞的贺信送到他的身边。同学们在信中说：
在追求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历经艰辛的救国征途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力量，以及您的悉心教诲与坚定支持。无论是迟早，我们都跟随中国共产党，沿着正确的道路，探寻救国的真理，领悟人生的真谛，并最终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这一切，都离不开您以及其他几位恩师的教诲与指引。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生典礼大会。胡适校长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祖父对同学们说：“踏入社会，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切实为民众谋福祉，行善积德。切记，切勿追求成为所谓的‘人上人’，而应立志成为‘人中人’。”在祖父的感召下，众多学生纷纷响应，相继踏上了革命的道路。